减负,让干部群众增添获得感******
隆冬的陕北黄土高原,天空湛蓝。刚刚参加了一场重点工作安排部署会的陕西省神木市店塔镇店塔村党支部书记倪志林,驱车直奔大棚草莓园。
“过去镇里每周至少组织我们村干部开一次会,也不是每次都有需要现场传达的事情,跑来跑去浪费不少时间。”倪志林说,刚开完的这次重点工作安排部署会新风扑面,干部作风建设、安全生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工作一并部署安排,“这在以前可是要分别开会的,如今多会合一效率高,留给我们抓落实的时间更充足了。”
2019年4月,陕西省委印发《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十条措施》,省纪委监委把为基层减负融入纪检监察工作各环节,下功夫解决“庸懒散慢虚浮粗”等作风顽疾,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近年来,陕西省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4186件,处分15913人,有效推动解决了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易发多发,文山会海、检查过多等困扰基层的突出问题。
精简文山会海,腾出时间精力抓落实
2022年12月27日,汉中市西乡县私渡镇微信工作群发布了一项优抚对象自然减员登记任务。红安社区第一书记舒泽统计后直接通过微信群上报,用时不过5分钟。“以前此类工作必须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加盖公章层层上报,一折腾就一两天。现在很多工作动动手指就处理好了,高效又便捷。”舒泽说。
纠“四风”树新风,为基层减负是重要抓手。陕西省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列入工作方案、纳入省委巡视,着重整治文件、会议明减暗不减,“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易发多发,文山会海、检查过多等突出问题。
“多头、层层要求下级报材料或报表,不仅没有必要,还会让本就人手紧缺的基层负担加重。”西安市莲湖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周兴鹏深有感触地说。
为了根治备受基层“诟病”的重复报送问题,莲湖区纪委监委打通壁垒实现了信息跨部门共享,对于全区纪检监察系统可以合并报送的文件,由一个部门牵头收集;同时还破除“唯红头文件”的思维模式,鼓励各单位通过邮箱、公文传输系统等渠道报送文件,让信息“多跑路”,干部“少跑腿”。
西乡县则通过设置基层监测点,掌握动态信息,推动基层负担问题专项治理走深走实。通过镇级基层监测点,每月收集整理收文、参会、督考等监测信息,开展减负效果评估分析,了解全县各部门单位发文、开会、检查情况;每半月前往村级基层监测点了解村级组织工作情况,及时准确掌握基层负担动态。每月对发文多、会议多、检查多排名前三的县级部门发送提醒函,给已发送提醒函的部门提出工作建议,纠正出现的问题和偏差,对连续3个月排名前三的部门提请领导小组进行约谈。
“通过基层监测点的反馈,掌握基层负担情况,从而有的放矢安排工作,做到文件可发可不发的坚决不发、能合并发文的坚决合并、已作出部署的不再发文。”西乡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说。
西乡县纪委监委还会同县妇联合并发文部署家风建设、会同县财政局合并发文部署“一卡通”专项治理、会同县委组织部合并发文安排村监委会主任报酬落实……“文件少了,分量重了。合并发文有效避免了基层互相推诿的问题,执行力也更强了。”西乡县沙河镇纪委书记胡玉荣说。
“精文”的同时,西乡县统筹将需要乡镇、街道领导干部召开的会议尽量放在周一、周五,提倡召开视频会议,为干部腾出更多抓落实的时间精力。专项治理以来,基层接收文件、参加会议同比分别减少25%、16%。
作风建设专项行动开展以来,陕西省严格文件、会议把关审核,持续抓好省直部门单位发文、开会数量的计划管理和动态监测。数据显示:2022年7月以来,省级层面印发文件1147件,同比下降9.1%;召开会议211次,同比下降9.8%。
避免督查检查考核“雨点乱下”,让工作更务实高效
“每次迎检,都要安排专人准备一大堆印证资料、安排会议室、打印桌牌,为此耗去三四天时间是常事儿。”在安康市旬阳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小刘看来,“迎检”就等于“加班”。
2022年3月,旬阳市纪委监委印发纠“四风”树新风实施方案,将检查考核过多、过度留痕、“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加重基层负担问题纳入重点监督范围,并带头执行。当月,市纪委监委便采用“四不两直”方式,将疫情防控、粮食领域巡察“回头看”、一季度重点项目建设3项督查合并为1次综合督查,避免了检查不断、督查“扎推”问题。
“自从整合监督检查项目、改进监督检查方式后,我们轻松多了,只需要准备好日常工作台账及重要资料即可。”甘溪镇党政办工作人员感叹道。
为求实效,旬阳市纪委监委在制定2022年度全市党风廉政考核方案中,仅保留“主体责任纪实”考核需查看资料,其他考核事项均以走访、调查、座谈等形式进行,既为各单位省下了推进工作的时间,也让考察结果更客观准确。
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必须严格控制总量。为此,宝鸡市出台规定要求各单位将“督检考”事项列入年度计划,计划外事项原则上不再开展,确须开展的要提前一事一批。
“宝鸡通过加强督促检查,形成工作闭环,推动基层减负各项重点任务落细落实。”宝鸡市委副秘书长、市委正县级督查专员景行军介绍,宝鸡出台了《推进十项重点任务分工方案》《抓落实工作机制要求》,建立通报考核、问题销号等机制,有效避免重复发文、层层开会,切实把广大干部精力凝聚到重点工作和项目一线。
“陕西加强对省级督查检查考核的统筹,严格执行年度计划,省级部门单位根据工作需要每年最多开展1次综合性督查检查,新增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必须严格履行报备程序。”陕西省委办公厅督查室有关同志介绍。
自2021年开始,陕西省紧盯实践中存在的基层监督泛化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督促党委政府加强对督查检查考核的统筹,坚决纠治庸懒散慢、虚于应付、执行政策层层加码或简单机械“一刀切”等问题,对执行政策简单粗暴、机械刻板、搞形式走过场等27个具体问题进行督办。
为基层减负松绑,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
“您看着我的手机,现在点点头,对,再张张嘴……”2022年4月,安康市石泉县池河镇新兴村村委会副主任廖小铁骑着摩托车,在山路上跑了半个多小时,来到低保户陈泽勋家,只花了10多分钟便帮他完成了养老保险、高龄补贴、计划生育补贴3项生存认证。
此前,为村民进行生存认证,是包括廖小铁在内的全县110个村社干部最头疼的事。
原来,3项惠民资金的生存认证对象有不少重叠,认证工作启动的时间又不一样,加上农村高龄老人大多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村社干部只能重复上门或通知老人到村委会进行生存认证。
“村社干部耗费了大量时间在赶路上,群众也得一遍一遍跑,大家心里都有怨气。”廖小铁说。
“这是典型的由于工作统筹不力导致的加重基层负担问题。”石泉县纪委监委一针见血地指出,涉及统筹兼顾,应由上级部门统一思想认识,加强沟通协调,打破信息共享壁垒。
在县纪委监委督促下,石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民政局、县卫生健康局3家单位共同成立了“农村老年人生存认证联合工作组”,由分管副县长挂帅,合署办公,统筹安排3项生存认证,集中在同一时段完成,有效减少了基层干部的工作量。
“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问题种类多样、顽固复杂,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针对不同领域实际情况,深入调研摸底,为基层减负保驾护航。”石泉县委常委、纪委书记余代根说。
减负,不减责任和担当。这不,新兴村的村委会里,平日只需要留1名村干部值班接待群众,其他村干部则在村党支部书记杨龙的带领下,把精力投入村集体经济项目。争取资金、聘请专家指导、流转土地、雇用劳动力……一个夏天过去了,大家都晒黑了不少。
“我们不怕忙,但怕瞎忙。虽然现在从天亮忙到天黑,但为村里攒下了实实在在的家底。”杨龙想着年底就能给村民分红,心里特别有成就感。
在陕西,越来越多的干部有杨龙这般感受,能够抽出时间精力,投入更加务实的为群众办实事中去。“这让我们更有成就感。”不少干部反映,这是“减”出来的获得感。
基层的酸甜苦辣,基层干部心里最清楚。堵点痛点在哪里,不妨多问问基层干部。
从2021年8月开始,一款名为“长安减负行”的微信小程序很受西安市长安区基层干部欢迎。干部通过小程序反馈基层问题,区纪委监委收到问题后,进行分析研判,形成处置建议,对问题反映集中的,成立核查组进行核查;对一般性问题,向相关部门下发督办单等督促整改。
“小程序为基层干部建立了畅通的意见建议反馈渠道,让相关部门更精准地了解基层干部的难处,有针对性地为基层松绑减负,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长安区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贾炜说。
此外,为提升减负成效,陕西省纪委监委紧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并定期公开曝光典型问题,下功夫解决“庸懒散慢虚浮粗”等作风顽疾。同时,印发《精准规范问责政策研究与案例分析》学用工作通知,着力纠治问责泛化简单化等问题,防止拿问责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顶锅”现象。
“陕西省纪委监委将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纪委、省委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安排,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用好‘四种形态’,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提供坚强纪律保障。”陕西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说。(记者 王乐文 龚仕建 张丹华)
东西问·中外对话丨地缘动荡持续,“和”文化对当今世界有何启示?******
中新社北京12月28日电 题:地缘动荡持续,“和”文化对当今世界有何启示?
中新社记者 曾鼐
近来,国际局势复杂动荡,大国之争加剧政治对抗,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正面临“零和博弈”的严峻挑战。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先贤便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著名思想家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让“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成为极具活力的中华文化精髓。国与国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中国的“和”文化,既彰显“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儒情怀,又带来跨越历史长河的时代启示。
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智慧,能为消弭纷争提供何种方案?“王道”和“霸道”之辩尚存,多元文明如何在“和而不同”中共存共荣?世界著名中西比较哲学家、国际知名汉学家、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安乐哲近日做客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与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田辰山展开对话。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专家:当今世界仍需要了解儒学来源:中国新闻网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和”文化该如何翻译和理解?与西方“一多二元”有何本质区别?
安乐哲:中国“和”的概念,不能直译为英文“harmony”,而应翻译为“achieve harmony”,体现一种过程感。中国文化的“和”是一个整体概念,包括理性、美学等。要理解“和”文化,必须要站在中国的“一多不分”的文化语义环境。所谓“一”与“多”,是不能分隔的相互关系,即单子个体的特殊性,与它所在多样性的环境,形成共生共存的状态;这是一种在紧张关系的状态中,也能产生和谐的自然动态。而西方文化,是一种“一多二元”的价值观和叙事体系。“一多二元”意味一切事物都是二元对立的,都是单子个体,状态是各自独立、有矛盾冲突。
“和”可理解为一种优化共生体系(optimizing symbiosis)。中国人爱用“家庭”做文化比喻,因为家庭是优化共生体系的一种方法。为了家庭,你可以做任何事,家庭也能成就每个人,家人一定要彼此扶持。可以说,中国的文化将家庭放到了最高价值层面,这一点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关键。所以,中国文化不是追求统治世界,而强调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存。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安乐哲:“和而不同”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唯一路径来源:中国新闻网
田辰山:“和而不同”不是简单的多元性。以乐曲举例,音符是不同的,但不同音符只有在合奏中才彰显独特性,也正因音素的特色,才产生真正的“和”。“和而不同”不是各唱各调,而是“和”在一支美好的乐曲中。通俗而言,“和”不是简单的“你是你,我是我,咱们在一起”,而是无论你多么与众不同,都能在“一多不分”的“生生”的意义上获得“和”。
“和”文化是知不同以求和,是一种“求和”的君子文化,而不是求“同”的小人文化。君子“和而不同”,是君子不在乎“同”与“不同”。“和”意味着关系和事物的内在联系,与西方“一多二元”文化形成鲜明对比。
资料图:2022年6月26日,观众在南京博物院参观“晋国”特展。图为展出的夔龙纹编钟吸引观众的目光。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中新社记者:当下,世界范围内冲突持续,东西方对战争也有不同理解。例如《孙子兵法》提出“慎战”的思想,而《战争论》等西方著作,更强调如何摧毁敌军。中国与西方,对待战争与和平有何差别?
安乐哲:西方的战争观将胜利作为唯一目标,打仗是追求名誉和荣光。而中国讲究“文武”,战争目标不是胜利,而是“义”,是仁义的“义”;“义”也是优化共生体系的一个目标。“义”既指道德,也指意义。如果要追求最有意义、最道德的生活,应该完全依靠“文”,但当不得已的情况发生时,又必须得用“武”,这是中国文化对“打仗”的一种态度。就像《孙子兵法》中所表达的精神,“用兵”是决定生死命运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但凡有一丝可能不打仗,就不要出兵。
田辰山:西方对战争的概念,基于“有限游戏”“零和游戏”,强调“赢了后通吃”,战争(的目的)在于夺取霸权、主宰世界,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西方文化中的“和平”,就是“我征服你、你臣服于我”,没有正义、不正义之分。
中国对战争的观念,与西方有本质不同。汉字“武”字,本身就是“止戈”的意思,这正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中国对战争(的观念)是一种“仁义”思想的延伸,即“打仗必须出师有名”,要为了仁义。中国围棋最能表达这种思想,即尽可能避免、减少双方的损失和伤亡。《孟子》对此也有充分阐释,不是要把对方置于死地,控制住即可。所以中国的战争思想,是以仁义和人民的支持作为最大力量,而非唯武器论。
图为少林寺藏经阁藏古棋谱《残局类选》。韩章云 摄中新社记者:孙中山先生做东西文明比较时,曾提出“王道主义”“霸道主义”。如今该如何理解“王道”和“霸道”之辩?
安乐哲:美国历史学教授詹姆士·汉金斯(James Hankins)在《道德政治》(Virtue Politics)一书中提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成就),跟政治制度的关系很小,最重要的是与领导的教育水平和道德有关。“王道”反映的是,领导阶层如何通过教育,提升自己的认知和道德,心胸宽广、有很强的包容精神;同时建立一个有益的制度体系。“王道”强调整体性。
田辰山:孙中山当时说的“王道主义”和“霸道主义”在今天仍然切中要害、十分有意义,今天的“霸道主义”仍然是孙中山那个时代的“霸道主义”,本质没有变。
什么是“霸道主义”?是一种存在于思想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霸道主义”不讲仁义,只讲谁有更大实力,靠力量争夺利益。
什么是“王道主义”?“王道”是仁政、民本政治,不是单纯讲武力。“仁义之道”致力于维护百姓利益,要得民心。现在的“王道”,就是社会主义,讲“和合”文化,讲“公”字,社会主义讲的是人民的政治。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田辰山:要警惕当今“霸道主义”依然横行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记者:“仁义”与“和”文化对全球合作有何时代意义?
安乐哲:现在世界最大的问题是分散了。谈到“一多不分”,我们有“多”,但目前缺“一”,这个“一”能从哪里来?中国的历史可以给世界启发。中国的“和”文化、家庭观念,也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要让全球更多了解“和”的概念,这是全球发展的未来。
当下,世界面临诸多共同挑战,例如疫情、气候变暖、恐怖主义等。很多事中国没办法自己解决,美国也没办法,只有合作才能找到方法,“和而不同”是解决当今全球问题的唯一路径。除了打造“共同体”以外,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
田辰山:从“和而不同”的文化提出来的中国方案,方向是对的,符合世界人类共生的一种哲学追求,全世界应该走“和而不同”的道路,而不是打起来没完。“和”是有前提的,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层面上才能实现,“一带一路”是一种实践方式。这是对“零和游戏”的世界规则的一种转折性的运作。反对者和破坏者会很多,阻力会很大,但要有信心,保持理智思考,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解决世界问题,现在光讲“你输我赢”这样的“有限游戏”,是不行的,要回到“无限游戏”上来,只有讲共赢才行。儒学正是提供了共赢思路的文化。(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